实行社会主义宪政，有助于凝聚共识，重树法治理想和国家信心。

关于宪政的实质内容，综合中外学说和当今各立宪国家的追求，简单地说，就是限制国家的或公共机构的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有效保障公民或个人的基本权利。在此之前，公权力的行使范围虽然受种种主观和客观条件制约，但绝对没有受根本法限制的制度和实践。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确实，宪政发生、产生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率先表现为资本主义宪政。[11] 从宪法学角度看，在当代中国，与宪政直接对应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内容，主要由这样几部分内容构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学术界众所周知，马克思称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是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宪法序言、宪法第5条分别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但是，从形式逻辑看，宪政应该是个中性的概念，而且它有多个下位概念，西方宪政（或曰西方宪政民主、西方民主宪政）是其中之一，社会主义宪政也是其中之一,还有其它宪政概念，如有些学者提到了儒家宪政等等。宪政是一种实然的政治法律现象，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组成部分，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它是一种政法制度安排，属于社会存在范畴。日本《行政裁判法》第41条规定，当事人不出庭，行政裁判所不中止审判，可以迳行判决。

（一）二元制与一元制的论争 《行政诉讼法》系根据《中华民国约法》的规定而制定，这实际上就已经确立了一个大前提，那就是选择了有别于普通诉讼的行政诉讼模式。但在具体的设计上也参考德奥等国做法，选取了受案范围的概括主义等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制度。[28]参议院最终未就平政院的组织另行立法。《行政诉讼法》第33条规定：行政诉讼裁决后，对于主管官署违法处分应取消或变更者由平政院长呈请大总统批令主管官署行之。

日本《行政裁判法》第23条效仿德国规定：除法律敕令有特别规定外，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厅之处分及裁决的执行。[57] 王名扬称，在完全管辖权之诉（损害赔偿诉讼、行政合同诉讼是狭义的完全管辖权之诉）中，法官行使全部审判权力，可以变更行政机关的决定。

[42]日本《行政裁判法》第15条第1款规定：行政裁判所审判法律敕令允许向行政裁判所起诉的案件。（着重号系引者所加，下同） 这一按语先祖其旧制，再比较各国得失，决意效仿德、奥、日本之制。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65页。充分发挥诉愿的功能，有助于纠纷的迅速解决。

参见张莉：《当代法国公法——制度、学说与判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312页。官吏是否确守行政法规，行政部自应监督，勿待司法之阑入以束缚其自由裁量。《行政诉讼法》草案第18条曾规定，诉讼当事人已提起之诉讼不得请求撤销，但肃政史所提起之诉讼不在此限。[56] 参见《政府公报》第175号（1916年6月30日），《政府公报（影印本）》第88册，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567页。

另依据《纠弹法》第1条规定，对于有违宪违法、行贿受贿、营私舞弊及溺职殃民事件的官吏，肃政史均可依职权迳呈大总统纠弹。《关于行政厅违法处分的行政裁判案件》（1890年法律）则规定，除法律敕令另有规定外，只有其列举的五种案件因行政厅的违法处分毁损权利的，可向行政法院起诉。

但周颖之文并未详述统计的依据和方式，疑其将裁定驳回起诉的情形也计算在内。杨绍滨：《北洋政府平政院述论》，《安徽史学》2003年第3期，第49-54页。

[51] 《参议院代行立法院会议速记录》（第一册），第4页。考法国人民控诉于平政院，由下级以至最上级，事实疑问、法律疑问皆可再审，殆无限制……至于讼费之减轻，手续之简便，皆所以增广控诉之自由，保障人民之权利。参见〔日〕藤田宙靖『行政法の基礎理論』（上）（有斐閣、2005年）210頁。【摘要】行政诉讼是清末民初立宪道路上始终绕不开的一项重要制度。[40]在法案审议时，有委员指出：此系尊重司法权，用意亦属甚善。1906年8月25日，戴鸿慈等在考察各国政治归来后奏请设立行政裁判院，专理官民不公的诉讼及官员惩戒处分，并有弹劾之责。

但评事若因精神衰弱及其他不治的障碍导致不能执行职务时，可由平政院院长呈请大总统予以退职。有人查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平政院档案发现，仅1915年1-6月，平政院就审理240件案件。

平政院式的行政诉讼制度虽然在之后的多次宪法草案审议再生争议、[61]在制度运作时也有些许变化，但行政诉讼法的总体设计一直处于实施的状态。对此，政府特派员张名振作出解释： 关于行政诉讼中央设立裁判机关，欧洲大陆各国大率如此。

第二，平政院只是裁决原处分或原决定应行变更，至于如何变更，则仍由行政官署以处分进行。自共和成立三年以来，行政官署之违法处分指不胜屈，故本法采概括主义之规定，系为保障人民权利之意。

肃政史为国家机关，其提起诉讼，如一经审查，并非违法，或其自己发见有并非违法之证据，则可准其撤销。此后章士钊还发表了大量批判平政院的文章：《论行政裁判所之不当设》（1912年2月22日，《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29-31页）、《临时约法与人民自由权》（1912年3月18日，《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86-87页）、《论特设平政院与自由原理之不相容》（1912年3月18日，《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104-106页）、《复汪君叔贤书》（1912年3月21日，第110-114页）、《驳神州日报论保障人民自由权不宜效英国制废行政裁判所》（1912年4月7日，《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195-197页）、《再妄贡己见于神州日报记者——论行政裁判制度答昨日神州日报》（1912年4月19日，《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205-207页）、《进论行政裁判制度》（1912年4月22日，《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213-215页）、《论行政裁判》（1912年5月4日，《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263-265页）、章士钊：《论平政院——答储君亚心》（1914年8月10日，《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231-235页）、《八厘公债案》（1914年8月10日，《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210-212页）、《行政法》（1914年8月10日，《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213-222页）、《论行政裁判》（1917年4月6日，《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61-65页）。之所以采用了概括主义，政府特派员在参议院审议时作出了说明：[44] 行政诉讼之范围，有采列举者，有采概括者，亦有兼采者。[45] 《限制平政院受理诉讼范围令》，《司法公报》第73期（1917年2月），第46页。

盖以行政诉讼法，以普国为最发达。但狄骥曾指出：法国行政法院修正了行政机关的那些不合规范的裁定，但它并没有用自己的裁决来取代它们。

（三）控诉自由之必要。亦可参见李启成：《清末民初关于设立行政裁判所的争议》，《现代法学》2005年第5期，第166页。

[15]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诉讼法从此诞生。有学者指出，这种临时合议庭虽无平政分院之名，却有平政分院之实。

1914年的《行政诉讼法》是我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典，构想于清末预备立宪之际，成形于袁记约法之时。该权力不可受到法院的掣肘。（二）其他制度的中国选择和创造 在共通的行政诉讼制度之外，因行政诉讼涉及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各国往往要基于自身的国情而作出特别规定，甚至会创立某些独特的制度，1914年的《行政诉讼法》就是如此。对此平政院的制度模式，吴庚曾有评述，颇为精到：[33] 我国行政争讼制度自始即受欧陆法制度之影响，民国三年袁世凯主持下之北京政府，设置平政院，其成员称评事而非判事（法官），从此类名称亦可得知有仿法国Conseil dEtat（即咨政院亦有译为中央行政法院）之意。

该草案已刊《大清光绪新法令》第20册（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第115-116页）中，故而也不可能为1911年。[⑦] 然而，清末的行政诉讼构想并未从此湮灭。

[26]在有了《平政院编制令》、《行政诉讼法》之后，这一切方才尘埃落定。[⑧] 参见朱新谟：《论民国大学控告工商总长之判决案》，《民国经世文编（法律）》，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988-1991页。

《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平政院因审理之便利或必要时，除地方最高级行政官署为被告之行政诉讼外，得由平政院长属托被告官署所在地之最高级司法官署司法官并派遣平政院评事组织五人之合议庭审理之。如此，评事行使职权享有身份保障权，为其独立行使职权提供了条件。